杨义:以“地图”为方法考察“文学中国”

2017-01-11 08:59 来源:编辑整理 作者:佚名


作者:杨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摘自:《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

中国文学史的三大弱点

百年期间,国人写的文学史加起来大概有两千多部,它们在历史总结、知识传授和教育中国文学人才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一点不应低估。但这些著述普遍存在三大弱点,需要进行深刻的反思和认真的补救。

第一个弱点是这些文学史基本上是汉族的文学史,不讲少数民族的文学史。少数民族居住地占中国土地的70%,总人口过亿,创造的文学文化多姿多彩,不讲这部分内容,中国文学史的版图就是不完整的。

第二个弱点是这两千多部文学史都比较注重书面资源,而不甚重视口头传统。其实口头传统是人类文化发生过程中具有本体价值的系统。在远古时代,文字传统是很少的,而口头传统非常强大。所以不讲民间的问题,只讲书面的东西,就好比看到了水果摊上的水果,但却没有看到水果的种子是如何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因此,我们不能忽视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蒙古族的《元朝秘史》、维吾尔族的《福禄智慧》等伟大的史诗性作品。

第三个弱点是对我们文化的深层意义的发现和发明重视得不够。文化研究要进入深水区,不能偷工减料,也不能生搬硬套,食古不化、食洋不化都是肤浅的做法。我国现在的文学史往往喜欢用西方的概念来套文学,屈原是浪漫主义,李白是浪漫主义,杜甫是现实主义,某某又是什么主义……用一个概念把这些文化的精髓和内涵都蒙蔽了。

黄河文明、长江文明共存是中华文明不中断的重要原因

中华民族为什么拥有五千年文明而不中断?要以“地图”的方法解读文化中国,首先要面对民族承续性和生命力的问题。中国地处东亚大陆,这就是中国的命运;关注东亚大陆的生存空间,就是关注中国的命运。命运是连着“地气”的,离开“地气”的所谓“命运”只不过是一种玄谈。

在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崛起之后曾多次占领了黄河流域,为躲避战乱,中原很多大家族迁徙到了南方,如东晋时山东琅琊王氏(就是王导、王羲之家族),河南陈郡阳夏谢氏(谢安、谢灵运家族)等。东晋第一代皇帝晋元帝司马睿,15岁袭封琅邪王,其后被封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他在有“江左管夷吾(管仲)”之称的王导的建议之下移驻建康(今南京),自然与北方头等士族琅邪王氏有深刻的渊源,时人谓之“王与马,共天下”。王导以丞相身份辅佐东晋元帝、明帝、成帝三世,奠定江东局面;王氏家族在南朝时期出了八位皇后,在家族政治联姻上做足了文章。与之并称而继起的谢氏家族则多了一些名士气质,谢安、谢玄在淝水之战中击败气势汹汹的前秦苻坚,“八公山上,草木皆兵”,拓展了东晋的疆土,平衡和稳定了各大家族间的势力。谢玄之孙谢灵运开拓了山水诗的流脉,将自然山水作为独立的审美对象,深刻地影响了中国诗歌的发展格局。王导、谢安家族都居住在建康秦淮河畔,该地是三国时代孙权旧部禁军驻地,当时禁军身穿黑衣,因而世称“乌衣巷”。南宋陈亮将王导、谢安相提并论,认为:“(王)导、(谢)安相望于数十年间,其端静宽简,弥缝辅赞,如出一人,江左百年之业实赖焉。”这是评论此种局面的开拓和稳定。至于衣冠南渡所形成的移民文明,更是影响了一时朝野的习俗。金人元好问作诗称赞:“丁宁王谢堂前燕,文采风流有故家。”明人郑仲夔《耳新》卷三谈论历朝好诗曰:“触目见琳琅珠玉,政如王谢子弟,优者龙凤,劣者虎豹。”王谢堂前的燕子成了东晋南朝名士风流的见证。

由此可见,大家族的迁移足以改变一方水土的人脉构成和士人风气。依靠长江这一天然屏障,这些移民家族发挥了巨大的政治能量、经济力量,展示了其教育背景、智商水平、审美情趣。经过长期经营,南方慢慢发展起来,在经济文化上比北方更发达。而滞留在北方的少数民族也逐渐被汉化,崇尚和接纳中原的衣冠文物;南方的汉族也吸收了一些少数民族的文化,幽丽奇特,亲近自然,丰富和改良了文化基因。这就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值得深入研究的“南北朝效应”。正如有位西方学者所说,如果人口分布是天定的,那么人口流动便是历史的发动机。南北之间依凭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而形成了“太极推移”,产生了跨地域的文化对撞和文明重建,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架起了一台无比巨大的历史发动机,在新的层次上推动了南北融合,且越推越博大,越推越深厚。

在古代冷兵器时期,长江是天堑,这个天然的工事多次把北方游牧民族的铁骑挡在了长江以北。于是隔着滚滚长江东逝水,两大文明系统都以不同的机缘追求中华文化的正统,遵循“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张力原则,在阻隔与融合中使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不曾中断,且历久弥健。所谓千古江山有所思,思绪绵绵,写成了中华文明大开大阖的历史传奇。东晋蜀郡的史学家常璩在《华阳国志》卷三分析长江天堑和巴蜀形势时说:“蜀王怒,伐苴侯。苴侯奔巴,求救于秦。秦惠王方欲谋楚,群臣议曰:‘夫蜀,西僻之国,戎狄为邻,不如伐楚。’司马错、中尉田真黄曰:‘蜀有桀、纣之乱,其国富饶,得其布帛金银,足给军用。水通于楚,有巴之劲卒,浮大舶船以东向楚,楚地可得。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司马迁的八世祖、秦国名将司马错的这番地理形势的剖析,揭示了中国历史上大分大合的一个莫大的秘密,即在冷兵器时代南北相争的格局中,谁得巴蜀,谁就能够跨越长江天堑的阻隔,进而一统天下。秦统一天下如此,三国归晋如此,隋灭南朝也是如此,因为侯景之乱后,巴蜀已属北朝,南朝只有三峡以东的江南地;元朝灭南宋也是取金之后四十年西征,并西取巴蜀、大理国,然后才席卷江南。金人未能灭南宋,就是由于它始终没有占有巴蜀,马背上的民族从长江下游采石矶渡江要冒很大的风险,必然大败而归。

因此,地理空间在文化研究上联系着中国的命运,具有不容低估的价值。据传为姜子牙所作的《六韬》说:“将必上知天道,下知地理,中知人事。登高下望,以观敌人变动。望其垒,即知其虚实;望其士卒,则知其去来。”这里讲的是通晓地理对行军作战、克敌制胜的关键性意义。不仅如此,洞悉地理对文化研究也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地图”作为一种方法论,使我们更加深入地认识到中国文化的性格、行程和命运。历尽劫难,浴血重生,文明的再生能力由于连着“地气”而使文明历久弥新。这就是知地理(重要的是人文地理),才可能看清文学、文化、文明的“虚实”、“变动”和“去来”。

中华民族文学是在中原动力基础上强化边缘活力

中华民族文学和文化发展的动力结构是在中原的动力基础上强化边缘的活力。中原文明一直处于领先发展,这得益于竞争。在部族密集众多的中原地区,竞争是一种潜在的力量,在各个部族竞争甚至流血式的打交道中,文明程度也在紧张感和忧患感中取得长足进步。这就在中原地区形成了中华文明的内核和千古一贯的凝聚力。这个内核在其后扩容发展的过程中遭遇到来自边缘部族的巨大压力,如何把边缘压力转化成边缘活力,有一种牢固的内在凝聚力就显得非常重要,不然就会在不同文化板块的碰撞中相互耗散。这种耗散必须在凝聚中得到加倍的补偿,聚散从容,不然就不能愈碰撞愈博大了。中华民族由此形成了“中心凝聚力—边缘活力”的复合型动力机制。复合型机制的好处在于能凝聚而不至于无度耗散,有活力而不至于长久凝滞。应该看到,中原文明领先发展,但一旦形成官方意识形态之后,就容易凝固化、模式化。比如说三纲五常,动一个字都很难。但我们称之为边缘文明的少数民族文明却很有活力,甚至是野性的活力。有了中心、边缘的互动互补,中华文明的发展就总体而言,既不耗散,又不凝滞,实在可以叫作春光无私,野风有情,形成了作为一个文化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共识与共谋。

边缘文化具有三个明显的特点:原始性,流动性,不同文化板块接合部的混合性。所以,边缘文明就可以为中原文明提供很多新鲜的东西。当中原文化在有序性结构中以模仿求精致而趋于老化或僵化时,边远地区民族文化有可能为它提供一些别开生面的文化方式和美学方式,这是互动的概念,互补的概念。从长远来看,少数民族文化对汉族文化的影响是由下而上的,汉族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是由上而下的。这就形成了互相激荡、互相换位、互相推移的文化漩涡。《尔雅·释水》云:“涡辨回川。”孔子的大弟子颜回字子渊,意思来自深渊处水流呈现回转的形状,这个名字是深深契合中华文明多元共进的奥秘的。

中心的凝聚力和边缘的活力是互动的结构,有了这种互动,才能在长期积累中形成我们多元一体的民族文化结构。“聚”的小篆字形下面是三个人,表示人多;上面是“取”,作为声符。“聚”的本义是村落、聚落,这就意味着所谓凝聚力也不是孤家寡人的事,而是以共同的文明教化和价值认知聚集人心。《史记·五帝本纪》谓:“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聚就是村落,它也要在日积月累中发展成城邑和都会。聚是动态的,是凝聚的出发点。《周易·乾卦》说:“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辩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在聚、辩、居、行的程序中以学问、宽容、仁爱加以贯通,这都说明凝聚力是以人心为依归的。以此与边缘活力打交道,既是中心凝聚力的外拓,又是边缘活力的内渗,两者之间存在长远的曲线的因果关系。只有深刻地揭示这一点,才能使我们的文学史写作呈现出“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开阔邈远的天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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