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中国经济的打怪升级路

2016-09-30 16:46 来源:编辑整理 作者:佚名

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会在各种主题宏大的场合,听见一种口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这种成就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中国经济的狂飙突进。进入2016年,上述笼而统之的口径还在,但更多事实,正将中国经济的面貌描绘得更具体入微。


无可争辩,中国经济已经走到又一个峡口。我们找到一位经济学博士,他预测未来走向的方式,是往回看,回顾中国经济曾经踏过的那些风口浪尖、留下的那些枯枝败叶。


1988


八十年代,中国的价格体系是“双轨制”,即同一种商品在体制内是一种价格,由国家调节,在体制外是另一种价格,由市场调节。


这一制度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实施。这是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在价格体系改革上的权宜之计,为的是避免一次性改革可能造成的市场混乱。


双轨制对当时中国经济的转型做出了一定贡献。当年提出双规制的几位青年经济学者,如今已是著名的经济学家,包括华生、张维迎等。


不过,到了八十年代末,双轨制的弊端逐渐显现。比如“有关系”的人会从体制内以低廉的价格购入某样产品,然后再到体制外的市场上以高价卖出,从中赚取差价,这些人被称为“倒爷”或“官倒”。



1988年西安东大街上搬运新冰箱的男子


这种“倒买倒卖”的行为造成物价上涨、腐败问题严重。所以高层在1988年8月15日到17日的北戴河会议上,决定采取进一步的改革措施解决问题,具体方法是除了继续控制一小部分商品的价格外,其他商品放开价格管制,让物价短期内快速升值到一定程度,预计升值幅度为30%到50%,这一措施被称作“价格闯关”。


当时国际局势已经发生变化,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开始松动,中国需要想办法尽快解决国内问题,并保持政权稳定。解决倒买倒卖问题、理顺价格体系是重中之重,因为物价上涨、腐败问题都是人民能够直接感受到的。


但是,让高层意想不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8月19日,也就是北戴河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布关于此次会议以及价格改革的报导。公众并未对未来的改革增加信心,反而对物价上涨更加恐惧。


政府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发生了——抢购。百姓出于对物价上涨的预期,开始抢购商品,这使得本来就升高的物价变得更高,同时银行也发生挤兑风潮,社会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此时中央只能决定,推迟价格闯关,全力稳定市场秩序。


当时的形势很恶劣,物价飞涨。到第二年,来自国内外的双重压力,让经济局面雪上加霜。请看下面这张图: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通货膨胀程度,超过100就意味着当年的物价与去年相比发生增长。图中可以看到,1988年和1989年两年的物价水平升高幅度明显高于往年,CPI都是比前一年增长18%左右,情况十分严重。


不过幸运的是,在之后一两年的时间里,高层改变了策略,采取了更加稳健的措施,逐步稳住物价,最终完成物价改革。


“价格闯关”是一次挺大的经济波动。当时高层在经济问题上的交锋也相当激烈。


1997


这一年的难题是金融危机。始作俑者是至今仍然名气飞上天的索罗斯。


但必须要说的是,东南亚一些国家当时的经济增长,确实存在一定的泡沫成分。关于这场经济危机的文章已经很多,我只简单说一下。


1997年6月开始,索罗斯先后进攻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的金融市场,造成整个亚洲的混乱。随后在十月,他瞄准香港开始发动进攻,涉及股市、期货、汇率等多个领域,主战场是香港股市。


国际金融炒家要把恒生指数打压下去,方法就是大量抛售股票,还有卖空港币。而香港政府就是要守住各条战线,保持股票指数、汇率稳定,方法就是拿钱托市。最后香港拿出了1000多亿港币,成功阻击国际炒家的进攻。


危机发生时,香港刚刚回归3个月。据说,中央政府曾给香港政府承诺,你们只管拿钱跟索罗斯火拼,钱不够了中央政府会给你们补上。在金融市场上,信心比黄金更重要。


好像当时香港政府动用自己的资金就度过了危机,但当时得到这样一个承诺,其实比什么都重要。


1994


以下两个事件没有像前面两个经济波动一样,造成那么大的直接影响,但其长期带来的作用仍然是巨大的。


第一个是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


税收这种事情一般都由地方政府去做,地方政府收到钱后再按规定上缴。中央政府虽然负责制定税收政策,但需要给地方政府留点财政收入,否则后者没有钱,就没办法开展工作,这实际是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分配问题。


1949年后,中央政府拥有很大的财政权力。改革开放后,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下放了很多财政管理权,地方政府享有了更自主的的权力。


当时税收主要分三类: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地方共享税。地方政府仅需每年向中央交纳定额的财政税收,其余的钱可以留下来自己花。这就是所谓的“财政包干”制度。


也就是说,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变得更加灵活,经济发展好的省份财政收入会相当可观,所以客观上能提高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


但另一方面,中央的收入是按照一定比例从地方收取的。其结果就是中央政府的钱不够花,甚至还发生过向地方政府借钱的情况。


1994年,中国开始实施分税制改革,重新划分中央和地方的事权,重新划分以上提到的中央税、地方税和共享税的范围,把归中央的税,比例提高一些,归地方的就降低一些,中央要把更多的税收拿到自己这边来。


但是,想让地方政府放弃一些收入,当然不容易。朱镕基亲自主导改革,他在全国各地奔波,在各省与当地领导会谈,最终一一说服各省。


不过在这场博弈中,中央也做出了妥协,比如同意将土地出让金的收入归为地方政府所有,这就为日后“土地财政”埋下了隐患。



1998年武汉,劳作的农民


分税制的效果相当明显,1994年中央政府收入提高了200%,但同时带来了很大问题。改革过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收入比例约是6:4,但财政支出的比例却是4:6。


这就导致财权与事权的不统一。所以,地方政府必须想办法获得更多收入,一是发展经济,管理地方社会,二是官员升迁需要。


一个提高收入的快捷方法就是卖地盖房,即“土地财政”。由于土地是国家所有或集体所有,所以地方政府可以通过低廉的价格征得土地,然后高价卖给开发商,开发商盖好房子之后再以更高的价格卖给百姓。


作为地方政府,一是能从开发商卖房的收入中收取部分税收,二是盖房的过程需要几十个行业共同参与,如水泥、钢铁等,都包含着税收收入,三是这个过程来来回回能提高GDP。


我们不能简单的就认定分税制是如今高房价的罪魁祸首,但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对房价上涨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1998


国有企业在中国的地位,是由经济体制决定的。80年代以来,政府推进过好几次的国有企业改革,一直到今天国企改革依然是政府的工作重点。


但截至目前,唯有1998年那次规模最大、影响最广泛、引发的争议也最大。


前面提到过80年代末的“价格闯关”失败后,到90年代初,中国经济开始逐步走上正轨,1992年邓小平南巡更是带动了一轮投资高潮。


在1996年前后,全国有大批国企实现上市,国企内部欢欣鼓舞,一些企业还给职工发行了原始股的股票(是不是原始股我忘了,但是有股票的)。


但这都无法解决国企内部的问题。1997年金融危机发生后,国内的经济没有受到正面冲击,但海外需求萎靡直接影响到出口,中国经济也难以独善其身。


国内大量企业由于产能过剩,纷纷陷入困境,很多国有企业本来内部的问题(如债务问题)进一步暴露出来。所以在1998年,高层决定对国有企业实行改革。


政府的目标是“去产能”,对于国有企业的具体措施包括淘汰落后产能,兼并和淘汰落后企业,减员增效,下岗职工实行分流。


这次改革的负面影响是巨大的。两个最直接也是我们感受最明显的问题:一是部分地区经济受到重创,二是下岗潮的影响。


受重创的地区,主要是以国有工业企业为支柱的地区,比如东北、四川。东北曾是中国的工业中心,集中了最重要、最大数量的国有企业群体。那场国企改革,直接导致大量东北国企倒闭破产,东北经济开始走上下坡路。



2013年夏天沈阳街头一景


我个人认为,东北的衰退可以用“路径依赖”来解释,即在计划经济时代发展得很繁荣的生产模式,对经济环境的变化反应迟缓,建国初期建立的“老工业基地”在改革开放后,或者是对新形势估计不足,或者是利益集团固化,总之是错过了改革的最好时期。


在中国对外开放市场之后,这种因为路径依赖错过而结构转型窗口的后果完全显现出来,东北就这样在市场经济竞争面前败下阵来。


我想,东北的衰退会让东北人五味杂陈,一方面年轻人可能在家乡的工作机会少,很多都远离家乡到外地工作生活。另一方面,东北的复兴也正是要靠年轻人,特别是怀念故土的东北本地人。我想政府应该想办法把严重流失的人才再吸引回来。


随着国企倒闭,“买断工龄”、“内退”、“下岗”等词汇也成了当时社会的写照。据说1998年之后的几年,全国有超过2000万(具体数字我不确定)的国企职工被解除劳务合同。很多职工为国企工作几十年,最后拿着很少的钱离开企业,自此与企业再无联系。


对于那一代生在国企、长在国企、整个工作生活圈子都在单位的人来说,这种离别带来的、海量的“失望”、“悲伤”和“愤怒”,也只好被包裹进历史课本的寥寥数语中。


文章来自知乎,凯迪获作者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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